今年是一二九运动爆发八十一周年。八十一年前，即1935年12月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救亡运动。它标志着“中国革命新时期”（《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254页）的开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青年学生们在斗争中表现出的爱国热情和所选择的革命道路，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

一二九运动是在日本加紧对华侵略的情况下发生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侵略阶段。在侵占中国东北全境之后，1933年1月，日本大举进攻长城各隘口，占领热河省，接着将侵略矛头指向整个华北。1935年6月，日本胁迫国民党政府签署《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实际上控制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为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侵略者大肆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导演所谓“自治”丑剧。这就是华北事变。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政府在继续集中力量进攻红军的同时，对日本侵略采取了退让方针。它计划于1935年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对日本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的妥协办法。而成立这个委员会，在日本方面看来，正是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

不仅如此，国民党政府还对人民的抗日要求和行动进行严厉压制。1935年5月，《新生》周刊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指为“侮辱天皇，妨碍邦交”。国民党政府即查封《新生》周刊社，囚禁该刊主编杜重远。6月10日，更颁布《睦邻敦交令》，宣称“对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如有违反，定予严惩”。当时的情景，正如有人所形容的那样：“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

日本侵略的加紧与国民党采取的上述政策，使举国民众感到忧虑和愤怒。而地处抗日前线的华北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更痛感华北沦亡已迫在眉睫。“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载《清华周刊》1935年12月10日）一二九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一二九运动的发动，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关系。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回顾这个运动时说过：“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版，第256页）

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同上，第256页）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同年10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宣言强调，“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反映了全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使处于苦闷中的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看到了挽救国家危亡的希望和应当遵循的方向。

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同上，第256页）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1月28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重申八一宣言的主张。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由此开始看到一支新兴的抗日救国力量，这使他们受到鼓舞，知道自己的斗争不是孤立无援的。所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上，第253页）

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同上，第256页）1935年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中共北方局的力量，并将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改组为中共北平临时市委。一些学校成立或恢复了抗日救国组织，共产党和团结在党周围的积极分子掌握了这些组织的领导权。在此基础上，11月18日，成立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有了公开的统一领导机构。“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同上，第256页）

正因为具备了以上这些条件，“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同上，第256页）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北平学联领导下，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游行。12月16日，北平各校学生与市民3万余人汇集于天桥广场，召开市民大会，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会后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的影响下，抗日救亡的烈火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起来。从12月11日起，天津、太原、杭州、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济南、成都、重庆等30多座大城市的学生相继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各业、各厂的男女工友起来召集群众会议，声援学生爱国斗争。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支援学生。世界学生联合会对中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也通电声援。

一二九运动中，青年学生冲破国民党政府高压政策，响亮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这个运动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它打破了一度沉寂的政治局面，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它具有同五四运动一样伟大的意义。（同上，第253、251页）

一二九运动之所以值得我们纪念，既因为它“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同上，第253页）还因为它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优良传统，有力地昭示了中国青年运动应当坚持的正确方向。历史照耀现实，一二九运动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代中国青年应如何确立理想，选择人生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是要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精神气质的总和。它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在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独特方式与精神支撑。在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正是出于对自己故土家园、骨肉同胞和灿烂文化深深的眷恋与热爱，中华民族才能为捍卫主权和领土而威武不屈，才能创造出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能自强奋进、生生不息。

一二九运动中，青年学生之所以振臂一挥，云集广场，其精神动力就是爱国主义。为此他们不怕寒风凛冽，不怕高压水龙，不怕被捕坐牢，甚至不怕流血牺牲。他们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无私的真诚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正因为青年学生的拳拳爱国之心，才感染了社会各界。1936年12月9日，西安近万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爱国请愿游行，游行队伍唱起了《松花江上》这首歌。学生的爱国情怀，感动了张学良，他当即表示要用实际行动报答学生的爱国精神。随后他与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中国迎来了全民族的抗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这种精神，在一二九运动中得到了有力的展示。八十年前，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鼓舞着青年一代为捍卫民族利益和尊严而大声呐喊；八十年后，它仍应成为广大青年报效祖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自觉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人们在社会中生活，不仅要走过自己的生命历程，还要担负起各种各样的人生义务，担负起应尽的历史责任。不同时代的青年面对不同的历史课题，有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学生运动只有在它反映历史前进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在它与整个革命斗争相配合并担负起时代的使命时，才能具有深刻的内容、坚强的生命力和确定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之所以能够成为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起点，就是因为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青年学生勇敢地承担起了历史的责任，他们喊出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在一二九运动发动时，青年学生以满腔的热情和无畏的勇气，走在斗争的前列。但是仅仅依靠这些还不够。为了使斗争能够坚持下去并走向胜利，他们需要得到正确的引导和积极的帮助。这就是说，“知识分子要同共产党结合”，（同上，第256页）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奋斗。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同上，第256页）事实上，青年学生在这场斗争中之所以能提出正确口号，就是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八一宣言的指引。

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责任。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样两项根本性的历史任务。当年，中国青年的历史性责任就是要通过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80年后的今天，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青年应当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在激扬青春、开拓人生、奉献社会的进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壮丽篇章！

三是要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青年学生虽然在斗争中往往首先觉醒，但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毕竟是少数。只有当他们的斗争能够反映人民要求，并在斗争中得到广大群众支持时，他们才能是坚强有力的，他们的斗争也才能持续地进行下去。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同上，第256页）

一二九运动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声援。为了使这场抗日救国斗争能够向纵深发展，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通过共青团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同胞宣言》，号召学生“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12月27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只有和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配合起来，才有可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151页）这就为中国青年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和北平学联的组织与领导下，1936年1月，近500名学生组成“平津学生联合会扩大宣传团”，沿平汉路南下，深入农村，开展抗日宣传。许多人后来还进入革命根据地，直接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正是这种社会实践，使一二九运动中的一些骨干分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地学习党的理论和政策，自觉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使自己成长为共产主义者，成长为日后党和国家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

一二九运动中青年学生所走过的这条道路，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因为只有在社会实践中，在与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青年知识分子才能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激发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历史使命感，才能磨炼自己的意志，增长自己的实际知识和才干，从而茁壮地成长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的回信中，勉励青年人“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他强调，“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进，服务人民、奉献祖国，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青年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的选择跟这个方向是高度一致的。自觉捍卫这个方向，坚持这个方向，是我们对一二九运动的最好纪念。

（作者：黑龙江佳木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