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亦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本身亦是物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要有自然界的物质做中介……”

　　“物理现象之中各个互动的分子（物质）都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社会现象之中各个互动的分子（人）是自觉的，有意识的……”

　　这几段话节选自瞿秋白所著的《社会科学概论》，于1924年10月由长沙文化书社出版印行。近一个世纪过去，这本珍贵的书籍现保存在湖南省档案馆，泛黄的书页凝聚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的智慧和贡献。

　　20世纪早期，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潮流，而当时新思想、新文化的主流就是马克思主义。随着大量新出版物的出现，人们对新思想、新文化的渴求也日益迫切，于是，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己任的长沙文化书社应运而生。

　　6月下旬，记者寻访到长沙文化书社故址，从一座静静矗立的石碑中，触摸当时这一影响最大的社团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烽火岁月。

　　租下3间房，借来20元 

　　位于开福区的潮宗街是长沙有名的麻石街，长沙文化书社就创办于此。如今，书社旧址已无法觅到踪迹，唯一能够见证的，仅有一座立于街道旁边的“文化书社故址”石碑，为长沙市人民政府2005年12月所立。

　　石碑呈书页状，一面是文化书社故址介绍，另一面是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旧址介绍。湖南省档案馆编研展览部二级调研员黄加来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缘由。

　　潮宗街56号本是清末重臣瞿鸿机的故居，1914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在这里创办。1920年8月，毛泽东、易礼容等租其3间房屋开办长沙文化书社，易礼容任经理，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

　　书社初办时十分困难，仅有借来的20元作日常开支，易礼容等还用黄泥小火炉架着一个瓦钵子做饭，书社的“员工”只有生活费，没有工资。后来，部分发起人和社会人士解囊相助，半年时间共收到社员投来的股金690多元，其中当时的长沙县知事姜济寰投股300多元。

　　“书社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团结了湖南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政界、商界的社会贤达50余人，不仅争取到他们的投资，而且扩大了书社的影响，成为联络各界的纽带。”黄加来认为，在这当中，作为交涉员的毛泽东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他后来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奠定了较好的人缘基础。

　　只销售有价值的新出版物 

　　“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中这样写道。

　　黄加来介绍，为了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送到读者手里，使有限的书刊发挥最大的影响，书社还做了一些推广，在所售新书内夹入了两张传单——一张“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和一张“读书会的商榷”。

　　前者明确“我们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以此动员读者介绍推销书刊。后者建议读者组织小型读书会，号召大家聚资购书，共同研究，既能节约经费，又能看到很多书报。

　　此外，为了使有价值的书报杂志广泛传播至全省，到1921年3月，书社还在平江、浏阳、武冈、宝庆（今邵阳）、衡阳、宁乡、溆浦设立分社，在湖南第一师范、楚怡小学、修业学校等处设立了贩卖部。

　　随着影响力越来越大，书社先后与全国近百家杂志报纸、书馆取得密切联系，购销书籍的品种也越来越多。在其经营的近300种书刊报纸中，有哲学社会科学书刊、教育书刊、文学艺术书刊等。其中以哲学、社会科学类的书最多，占全部书刊的1/3。

　　“这些书刊报纸，很受读者欢迎。”黄加来说，从当时推销书报的统计数据来看，半年时间里，《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销售了200本，《新青年》由最初销售165份增加到2000份，《劳动界》由最初销售130份增加到5000份。“这些数字，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

　　文化书社通过在长沙和各地的分社、贩卖部大量发行革命进步书刊报纸，对湖南的知识界及青年学生起到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湖南各地，唤醒并提高了湖南青年的革命觉悟。

　　湖南早期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 

　　“文化书社是一家商办书店，对外来往业务频繁，不大引人注意。”黄加来说，因此，书社还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党的创立时期******湖南支部的秘密联络点。

　　新民学会的一些重大活动，都是在文化书社内开展的。由毛泽东发起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在这里成立，新民学会的3次会员大会在这里举行，外地共产主义小组给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来信也多由书社转交。

　　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翻译张太雷来到长沙，在书社与毛泽东、易礼容见面，讲授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的“永久通讯录”，也是填写的“长沙文化书社”。

　　湖南党组织成立初期，经费拮据周转不过来时，便通过文化书社这个“商业机关”向钱庄贷款，以解燃眉之急。党中央每月拨给湘区的60元活动经费，也是经日本在华邮局寄给文化书社转交的。

　　l927年，长沙文化书社在“马日事变”中被捣毁。虽然仅经营了近7年，但书社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湖南党组织的最初发展，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加来评价其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出版事业中的一颗明珠，“它全心全意为革命事业服务、为读者服务的精神，永远值得出版工作者学习并发扬光大。”